李奕 /文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在2024年11月，撰写了一份重要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以下简称“米兰报告”），该报告旨在通过关税、汇率干预与安全工具的协同运用，解决美国面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该报告在刚发布时由于过于离经叛道并未引起学界重视，但现在却被很多人认为是本届美国政府的经济改革蓝本。
从学术上来看该报告有其自身的理论脉络，从目标设定、问题诊断、理论基础到解决方案都有所着笔。但从社会实践来看，该报告在很多方面自相矛盾，既抓错了问题也没有开对药方，如果按图索骥只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混乱。以下从问题、目标与路径三个方面来分析米兰报告。
一、高估的美元是美国民众的福利而不是美国的问题
米兰报告提出，现行经济秩序的主要问题是美元的长期高估和非对称的贸易条件，美元的高估使得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进口价格低廉，从而制约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大产油国沙特达成协议，确定把美元作为石油计价货币，并得到了OPEC其他成员国的同意，从此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而美元相对石油的高估，直接结果是石油相对美元的廉价。如果美元相对于石油贬值到140美元一桶，那美国国内必然物价飞涨，美国民众日常生活质量必然大大降低。
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高估是事实，但这是往届美国政府为了维持强势美元而放任的结果，并非其他国家主动寻求的目标。例如，2022年开始的俄乌冲突使得国际资本出于避险需求流向美国，推动了美元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当时的债务问题。而米兰报告在其解决方案部分还自相矛盾地提出，为了抵消加关税引发的美国国内价格上涨，需要让被加关税的出口国货币贬值。其措施实际上只会进一步加剧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高估，而并不能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
二、制造业回流美国并不是美国民众的目标
米兰报告提出了一个既让制造业回归美国又能维系强势美元的新世界。美国相当一部分人脑海中的制造业回归美国就是让美国民众进厂打工，例如2025年4月6日，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称，“数以百万计的人力在拧小螺丝来制造iPhone手机——这种事情将会来到美国。”但到生产线拧螺丝这事，美国年轻人是不愿干的。有美国网友直接表示：“现在年轻人连坐办公室都嫌累，你让他们去工厂，还不直接躺地上罢工？”
实际上，微观经济学中的劳动供给曲线早已证明，当工资率达到某一水平后，劳动供给量随工资率提高而减少，个人劳动力将更偏好将时间用于享受闲暇而非去加班赚取加班工资。因此，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压低美国民众的平均收入和福利到越南民众的程度，还是可能支撑制造业回归的，但这绝对不会是美国民众的目标。
至于无人工厂、自动化流水线这样的制造业，即使回归美国也不能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因为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越高，制造业在同等产出下所需要的工人就越少，美国的失业问题可能会更严重。
美国当年走上去工业化道路，更多的是由于自身的过度金融化。过去五十年里，美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延长产业链条和创设金融工具获取了巨大的利润，只是这些利润既没有用于美国工人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也没有用于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而长期缺乏颠覆性创新又导致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停滞不前，“美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受到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加之美国金融和法律专业的学生毕业即可拿到高薪，美国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上也会主动规避机械方向，而制造业企业在美国也越来越难以招募到合适的工程师。正如苹果公司总裁库克在十年前所举的例子：在美国的手机模具工程师凑不齐一个会议室，在中国则能轻易填满几个足球场。
实际上，米兰也知道美国去工业化才是主要问题，其在《再工业化的路径分析》一文中就指出，美国经济面临产业空心化问题，制造业衰退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而美元的持续高估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
“三步走”的路径缺乏实现基础
米兰报告为解决自己设定的“问题”，提出了“三步走”的路径：一是通过关税手段制造初始冲击来推动谈判；二是构建类似广场协议的海湖庄园协议同盟；三是对战略对手实施系统性遏制。
实际上，关税手段制造初始冲击的策略往往会引发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导致贸易战和报复性措施，对全球经济稳定构成威胁。历史上最典型的后果是1930年6月美国颁布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法案通过当年美国失业率为7.8%；到1931年，骤升至16.3%；1932年达到24.9%；1933年达到25.1%。
至于将“安全保障”与贸易、金融挂钩来构建海湖庄园协议同盟的理念，实际上是美国对让渡“安全保障”职能国家的一种胁迫，但弱国与强国结盟往往是为了搭强国的“便车”。而且美国自身对WTO、TPP、NAFTA等贸易协定的态度和行动，早已使得自身信誉不佳。现在要让弱国为搭“便车”的行为对等付费，只会促使其他国家抓住机遇建立本国的国防军队。
而米兰报告中系统性遏制战略对手的措施则完全是臆想，既希望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来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又希望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来维持美国消费品的低物价。制造关税冲突的结果可能只是让世界看到，部分中国商品即使涨价一两倍依然在美国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总而言之，制造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914年福特首次引入流水线后，汽车底盘装配时间从12.5小时大幅缩短至93分钟，劳动生产率提升8倍。这一模式随后在服装、箱包等制造业推广，通过工序分解和协同作业都能带动产品产量的增长。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证明了世界各国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专注于生产其机会成本更低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实现整体福利提升。因此，寄希望于通过非市场手段来重构全球贸易体系本身是与客观规律相矛盾的，强行通过关税手段制造冲击只会降低全球贸易参与者的整体福利。
（作者：李奕，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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